永安寺殿宇外壁大字探究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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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3-14 13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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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安寺是國家文物保護單位，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城內(nèi)。
▲乾隆版《渾源州志》卷六《人物》
- 高定，好學(xué)敦信，尚氣節(jié)，仕為云中招討使、都元帥、永安軍節(jié)度使。定謂子曰：“吾蒙國恩，致位俟伯，布衣之極，曷敢久貪爵寵？”遂致仕去。
一、高定營建永安寺之謎
永安寺是國家文物保護單位，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城內(nèi)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永安寺始建于金代，原寺毀于大火。元初，云中招討使、都元帥、永安軍節(jié)度使、渾源人高定（號永安居士）與其子高仲棟在原有廢墟上重建寺院，遂名“永安禪寺”。1243年，高氏父子敬請歸云禪師創(chuàng)建寺院；1289年，高定子孫輩的州執(zhí)節(jié)高仲揮、宣武將軍高琰邀請歸云禪師重孫西庵長老創(chuàng)建大解脫門五楹，并以藏經(jīng)傳法。1315年，高定之孫、將仕郎、渾源州前判官高璞營建傳法正宗之殿，至此，奠定了規(guī)格極高的前后三進院的初步格局。
當(dāng)然，渾源民間對于高定建寺亦有不同的傳說。高定，元初渾源州李峪村人，傳說其名為建寺，實為建殿，意在據(jù)兵登基稱王，這一說法在數(shù)百年后的今天仍在渾源域內(nèi)廣泛流傳。尤其是李峪村高氏家族的后人普遍認(rèn)為高定是其先祖族人，永安寺由這位先人所建，意在建殿為王。
據(jù)乾隆版《渾源州志》記載：“都元帥高定墓，在城西南二十里。”李峪村現(xiàn)存《高族家譜》是清康熙二十年由第十世庠生高宗程初修，譜中的一世祖為明朝人高整，據(jù)《高氏家譜·序》記載：“粵稽我高氏，自唐代士季翁居于山東，以及行周翁官居高平關(guān)之王遷于宏同縣。元朝，定翁，字永安，官奉永軍詔討都元帥，復(fù)遷于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城西東威毛邨。自明代，我祖整翁，移居李峪東邨荊里十家（甲）民藉。至于遷居他鄉(xiāng)奔走異域者，遠而難稽。將我李峪之宗族排列于譜，俾后子孫展閱之。”從其《高氏家譜》來看，由于沒有一世祖高整之前的具體世系譜錄，還是難以見到李峪高氏家族與高定之間的明確聯(lián)系，但其家譜記載高定是其先祖族人，民間傳說亦如是。元、明更朝換代的戰(zhàn)爭，大多數(shù)鄉(xiāng)民為了躲避戰(zhàn)火而逃離家鄉(xiāng)，李峪高氏族群是否是高定后裔逃離家園，待社會安定后重返故土，這一切似乎已經(jīng)難以說清了。
▲李峪《高氏家譜》 康熙朝高宗程案初修
李峪村以高姓、穆姓兩大姓為主，基本各占近半，還有包括元姓在內(nèi)的一些小姓。元姓是北魏皇族改姓，穆姓是鮮卑貴族改姓，其實李峪高姓應(yīng)該也是鮮卑后裔的一支，從其相貌特征、脾氣秉性中亦可體現(xiàn)。由此看來，家譜記載及民間說法也許就是確切的事實。
高定最初建寺實為建殿，是否有此可能呢？元朝初年高定父子便開始在金代寺廟原址上修建，但終未成形，于1243年才敬請歸云禪師住持?jǐn)U建，為什么起初不請沙門禪人而是自行修建呢，這一不尋常之舉難道另有深意？這未免令人起疑。除非的確起意是建殿，而非是建寺，不然不會建寺不請高僧而自行為之。況且高定這么身份重要的人，這樣的作法顯然是不符常規(guī)常理的。1289年，高定的子孫輩創(chuàng)建大解脫門五楹，并以藏經(jīng)傳法，空門屋脊殿剎中建有景教特色；直至1315年，高定之孫高璞營建傳法正宗之殿。為何一個主體寺廟，從高定父子著手重建，本應(yīng)首先建造的主體正殿卻遲遲未建，七、八十年后才終于建成？這也是耐人尋味的一個問題，莫非真的是侍機建殿？正殿屋頂覆蓋琉璃瓦飾，正坡以黃色琉璃為主，東西兩側(cè)與后坡以藍色琉璃為主，作為一個非皇家寺院，這明顯是越軌的，這又是為何呢？乾隆版《渾源州志》第八卷的“寺觀”類目這樣記載：“永安寺，用黃瓦非制也。然殿上設(shè)皇帝萬歲位，文武官朝賀于此，亦當(dāng)。故從士民之請云”；第九卷的《重修廟學(xué)記》（作者：明朝萬安）在盤點渾源杰出歷史人物時，稱“高定之信義”。渾源知州桂敬順作為乾隆版《渾源州志》纂修，他載入的這段話及萬安寫的這句話，又都意味著什么呢？還是很值得推敲的。畢竟《高氏家譜》中記載著其先輩中曾經(jīng)出過“高平關(guān)之王”，也許高定及其子孫們確實都是不走尋常路的一代代梟雄吧！
▲乾隆版《渾源州志》卷八《寺觀》
- 永安寺，用黃瓦非制也。然殿上設(shè)皇帝萬歲位，文武官朝賀于此，亦當(dāng)。故從士民之請云。”
二、殿宇外壁大字之謎
永安寺殿宇外壁的大字共有三處，分別在傳法正宗殿南墻外的“莊、嚴(yán)”、天王殿北墻外的“法、相”、傳法正宗殿北墻外的“虎、嘯、龍、吟”。
A組 莊 嚴(yán)
“莊、嚴(yán)”兩個字分別鑲刻在傳法正宗殿東、西稍間的正面墻壁的外墻上，字高376厘米，字寬分別是250厘米、275厘米，非常醒目。款識上首雕刻有長圓形圖案，內(nèi)刻“古雅絕倫”，其下刻“壬午夏月”；款識下首刻有“太原龍山段士逹書”，下面是兩方印章，一為“段士逹書”，一為“龍山月溪”。
關(guān)于此二字的創(chuàng)作年代與作者，文史研究者、永安寺文物管理所原所長張建德先生在其所著《永安寺壁畫》一書記述，刻字年份應(yīng)該是正殿建成（1315年）后的第一個壬午年，即1342年，由寺院住持嗣祖龍山月溪所書。按此結(jié)論，就是時隔27年在傳法正宗殿正面外壁書寫如此恢宏的“莊嚴(yán)”大字，不免讓人一視肅然起敬，望而生畏。進一步彰顯了寺廟的威嚴(yán)氣度，充分展示了嗣祖的不凡之勢，為世人所仰目。
文史研究者侯濤博士對于這兩個字的筆法與創(chuàng)作也作過闡述。他在《渾源永安寺“莊嚴(yán)”與（雪菴字要）“捽巾把布法”》一文中，稱此類墻壁大字的寫法是“捽巾把布法”，啟于唐，盛于金元，并詳述了《雪菴字要》中明確有“大抵四尺以下者，以草筆可以書之。五尺以上者，須用此布法而書之，然者自一尺至兩丈者皆可書也”。想來確實也是，書五尺以上大字，那得用多大的筆，恐常人難以為之，以手之力將身心之意直接傳于布書中，應(yīng)該是最恰當(dāng)?shù)霓k法了吧。
印象中，上世紀(jì)七十年代盛行街面外墻上刷宣傳用語，諸如：“我們的教育方針是……”“批林要批孔……”“深挖洞，廣積糧……”等等，這些標(biāo)語字也是較大的，但當(dāng)時這類字多為用板刷刷成的美術(shù)字，與書寫的大字書法還是有實質(zhì)性區(qū)別的，充其量是僅有“韻”而不具“神”的。與當(dāng)今滿大街動不動畫個“拆”字圈個圈，基本類同吧，不具有任何藝術(shù)性。
記得早先曾看到過一篇文章，說這種大字是以投影的方式寫的。意思是寫好一定尺寸的字后，將其放在高處，再在之上放一盞燈，將其投影到地上，字就變大了。當(dāng)時看到后，就覺著此種說法過于牽強了，這樣子至少會讓字的比例變形的，覺得是不可能的，但當(dāng)時確實也沒有令自己信服的說法，如今終于讓侯濤博士給解惑了。
侯濤博士亦對“莊嚴(yán)”二字書于何時作了推斷。從正殿建成的1315年至1780年，共有八個壬午年，他認(rèn)為落款沒有年號的、按理有可能的，是建文四年與嘉靖元年，該壬午年為建文四年（1402）的可能性較大。侯濤博士又對“莊嚴(yán)”二字出于何人之手作了一番研究。經(jīng)查閱資料，發(fā)現(xiàn)對“段士逹”其人有記載的僅有一人，此人在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任鹿邑主簿，監(jiān)生，平陽人。由此推斷，如果是他所為，那只可能是萬歷十年（1582）那個壬午年，這又與不署年號相矛盾。
那么，“莊嚴(yán)”二字究竟是誰書的呢？侯濤博士認(rèn)為如果是至正二年月溪覺亮和尚所書，顯然與其落款“太原龍山段士逹”有悖，沙門中人書其俗名而非其僧名，有違常理?？磥砗顫┦吭谖闹袑δ甏皶呤呛螘r何人，還是暫無一個明確的定論。
筆者認(rèn)為，也許是沙門嗣祖月溪覺亮所書可能性更大。雖然其落款俗名有違門規(guī)，不署年號亦有不當(dāng)，但我們應(yīng)該要意識到，其實沙門中人實質(zhì)上亦是人，不是天生下來就是個和尚的。作為個人，誰還沒有個激情滿懷的青春呢？誰還沒有個滿腔熱血、血灑大地的壯志呢？也許只是時也非也，空門也。至正二年書此兩字時，月溪和尚應(yīng)該是已過天命之年，自己的精神早已升華至皆空了，書寫沙門中的誡語“莊嚴(yán)”，留下一俗名也許僅是對過往的一個紀(jì)念吧。況且，他這樣的高僧，也許更是明白世俗的風(fēng)風(fēng)雨雨，更是愿意貼近世俗，拯救塵世的。就像星云大師那樣，越是高僧越是讓世俗中人倍感親切的。至于如確是他所書，又為何不寫年號，其情其懷也許只有月溪覺亮和尚心明，畢竟其俗中“士達”而未達，遁入空門了。
究竟是何人何時所書呢？也許是個千古之謎吧。
B組 法 相
“法、相”兩個字分別鑲刻在天王殿后壁外墻（北墻）的東、西兩側(cè)，原本與傳法正宗殿的“莊嚴(yán)”兩字相對呼應(yīng)，使寺廟更加生輝?，F(xiàn)僅存東側(cè)的“相”字，西側(cè)的缺字經(jīng)張建德先生按規(guī)律推斷為“法”字。
天王殿后壁外墻東側(cè)，鑲刻在墻體上的“相”字，高255厘米、寬275厘米，落款“張煖書”。其下刻有兩方印章，一陰刻“張煖之印”，一陽刻“□□”。在天王殿后壁外墻西側(cè)，應(yīng)該原有“法”字，與“相”字匹配成為一組，以“法相”與“莊嚴(yán)”相對，該字因墻體毀壞已無存。
C組 虎 嘯 龍 吟
“虎、嘯、龍、吟”四個字分別鑲刻在傳法正宗殿的后墻外壁，字序排列由西向東次第展開，字高依次為378厘米、384厘米、372厘米、362厘米，字寬依次為302厘米、301厘米、283厘米、341厘米?？钭R上首雕有一枚樹葉狀啟首章，陽刻“克己”，另起一行陰刻“大清乾隆上章困敦終皋五月”；款識下首刻有“張煖書”，其下刻有兩方印章，一刻“張煖之印”，一刻“明□”。
張建德先生在《永安寺壁畫》書中記述，大清乾隆庚子年五月完成于傳法殿平臺。筆者認(rèn)為：《爾雅·釋天》講，太歲“在庚曰上章”，“在子曰困敦”，“上章困敦”就是庚子年。“皋月”是五月的別稱，意為“沼澤之月”。“大清乾隆上章困敦終皋五月”，其意就是歲在上章困敦，月于終皋，即大清乾隆庚子年五月（1780年5月），并無完成于傳法殿平臺之意。這一說法似乎超出落款之常規(guī)，亦有畫蛇添足之嫌。上章困敦終皋五月，后邊又重復(fù)一個五月，應(yīng)該是明了之意。“終皋 五月”與“庚子年 1780年”用法其實雷同，后者是常用法，前者也是明了之意吧。當(dāng)然，這樣說法，當(dāng)是筆者拙見，還望有知之士雅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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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張煖的身世之謎
張煖為清乾隆年間的渾源州郝家寨村人，是與筆者同宗的祖上前輩，據(jù)尚存的郝家寨《張氏族譜》資料記載，張煖?zhǔn)菑埵献遄V有名字記載的第五代族人。該譜的第一代始祖是康熙年間張廣始，第五代族人有兄弟四人，依次為張澍、張潞、張烳、張煖。據(jù)乾隆版《渾源州志》記載，張澍是監(jiān)生，張烳是丁卯科武舉；據(jù)族譜資料記載，張潞是文生。張煖沒有功名記錄，但在族譜中記其事跡為：“武生翁，諱煖，乳名五鹿，教武習(xí)藝，更有義方。教成進士邢翁，諱文行；舉人伯孫亁、勇兄弟二人；秀才無數(shù)。又善書大字，州城永安寺后墻書‘虎嘯龍吟’四字，本村移奉。寺書‘佛境’二字，人共稱善。”
▲郝家寨《張氏族譜》資料 光緒朝張師程增補
按族譜資料存留張煖?zhǔn)论E來分析，他應(yīng)該是一個善寫大字的知名武術(shù)教師，教成的武進士一人，武舉人二人，武秀才無數(shù)。“邢翁，諱文行”，即“姓邢的長者，名文行”，據(jù)光緒版《渾源州續(xù)志》記載，邢文行是清朝渾源州第一位會試武進士，“嘉慶己未科，湖北武昌府參將，升施南府副將”。“伯孫乾、勇”，即“兄長的孫子張乾、張勇”，據(jù)族譜資料與光緒版《渾源州續(xù)志》互補記載，張乾、張勇是張景運的長子與次子，兩人均為武舉人，張景運又是張煖長兄張澍之子，故張乾、張勇是張煖的“伯孫”。張景運這個人也非同一般，他是張煖的侄子，光緒版《渾源州續(xù)志》記載是嘉慶朝歲貢、景山教習(xí)，族譜資料記載是廩貢生、修職郎，因為景山官學(xué)專為內(nèi)務(wù)府子弟開設(shè)，因此在民間傳說其為“帝王師”。另外，張煖之子張景魁在族譜資料記載為貢士，《渾源州續(xù)志》記載為嘉慶朝歲貢。
▲光緒版《渾源州續(xù)志》卷八《科目》
清朝會試武進士
- 邢文行，嘉慶己未科，湖北武昌府參將，升施南府副將。
依據(jù)《張氏族譜》資料所載，“虎嘯龍吟”四字并非張煖直接書于永安寺大殿后墻，而是先書于村中某處，然后移奉于永安寺。至于怎么個移法，并未記載，即為不解之謎了。另外，資料中提到，永安寺應(yīng)該還有張煖寫的“佛境”二字，現(xiàn)在寺中已無存，更不知書于何處、毀于何時了。
還有一個更大疑問是——張煖僅為一個地方上的知名武術(shù)教師，他是如何將其所書“虎嘯龍吟”移奉到永安寺的呢？其既不是沙門中人，又非州中官員，怎么可能就將自己所書的書法作品移奉寺里呢？永安寺重修于1760年（乾隆二十五年），完工于1762年（乾隆二十七年），書寫這四個字的年份1780年距重修之日近二十年，其時既非修期，如何能想起移奉并同時又書“法相”“佛境”兩組四字呢？是什么人在什么境況下安排完成的呢？這一切似乎已成為解不開的謎團。
▲光緒版《渾源州續(xù)志》卷八《科目》
嘉慶年 恩貢生、歲貢生
- 張景運，景山教習(xí) 張景魁
張煖有如此的才干，為何沒有功名記載呢？其“虎嘯龍吟”中的題記“克己”“明□”又是何意呢？這又不免讓人起了不少遐思，令人費解??！
2023年6月
▲光緒版《渾源州續(xù)志》卷八《科目》
清朝鄉(xiāng)試武舉
張乾，乾隆甲午科
張勇，乾隆丁酉科
邢文行，嘉慶戊午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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